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陈珉教授团队通过一项覆盖东海与南海的深度渔民调研发现，在近海小型渔业中，我国分布的5种海龟均记录到误捕事件，不同渔具对不同海龟物种的误捕风险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表明，东海渔民报告的误捕频率高于南海，但两海域的误捕格局与因素各有不同。该研究首次系统绘制了我国近海小型渔业海龟误捕的整体图景，为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海龟保护策略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在全球海洋生态保护中，海龟被公认为旗舰物种和伞护物种，我国海域分布的5种海龟均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且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然而，海龟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渔业误捕——在我国近海小型渔业中的真实情况是长期缺乏系统调查。不同于大型商业捕捞船队，小型渔业（SSF）渔船数量庞大、分布分散，其误捕数据难以通过常规的观察员计划或船舶监测系统获取。因此，渔民访谈成为填补这一数据缺口的最有效途径。
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团队于2021年1月至2022年7月，在东海（浙江舟山）和南海（海南三亚、万宁等）共21个渔港与渔村开展了小型渔业渔民面对面问卷访谈（图1），评估了误捕频率、渔具使用情况、物种组成与海龟体型组成，比较两海域中小型渔业的海龟误捕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东海与南海的海龟误捕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东海（ECS）受访渔民中报告误捕的比例更高。东海和南海的误捕海龟在体型大小上同样存在差异：东海的误捕个体以成体和亚成体为主，南海则以亚成体和幼体为主，这可能反映了两海域海龟种群年龄结构的差异以及渔具选择性作用的不同（图2）。这项调查揭示了空间差异化的海龟误捕特征，为在我国及东亚数据匮乏的渔业中制定因地制宜、针对特定渔具的保护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还进一步分析发现，尽管东海的报告误捕率高于南海，但这一差异可能并非完全反映了真实情况。论文讨论中指出，南海周边海域实施着更为严格的海龟保护法规，如：三沙市海龟保护条例、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关管理规定等。当地渔民可能因担心法律后果而倾向于低报或不报误捕事件——这一"报告偏差"（reporting bias）值得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与此同时，调查还发现东海渔民中有33.9%无法识别自己误捕到的海龟属于哪个物种，而南海这一比例仅为6.7%，说明东海误捕数据的物种精度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
图1：调查地点及渔民报告的海龟误捕频率
图2：根据渔民访谈报告的海龟误捕特征
进一步地，研究分析了作业方式与海龟误捕的交互作用。渔具类型是误捕的主要预测因素，张网和拖网在两海域均呈现最强关联性。共现模式分析发现蠵龟（Caretta caretta）的受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其遭遇误捕主要与拖网作业密切相关；相比之下，绿海龟（Chelonia mydas）和玳瑁（Eretmochelys imbricata）则更多受到刺网的威胁。此外，张网对太平洋丽龟（Lepidochelys olivacea）造成的误捕风险同样十分突出。（图3）
图3：列联表分析中渔具类型与海龟物种共现模式的标准化残差热图
本研究强调，海龟误捕并非一个"一刀切"的问题——不同海域、不同渔具、不同海龟物种面临的误捕风险各不相同。这意味着，有效的保护策略必须建立在区域差异化的认知基础之上。对于东海，重点应放在张网渔具的改良和渔民物种识别培训上；而对于南海，除了渔具改良外，还需要在严格执法与鼓励渔民如实报告之间建立平衡机制，避免保护政策因"报告偏差"而高估或低估实际效果。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了中国近海小型渔业海龟误捕的数据空白，更在于为"基于区域特征制定精准保护政策"提供了可操作的科学框架——毕竟，保护海龟的关键，不单纯在于海上，而在于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之中。
该研究以Sea turtle bycatch patterns in small-scale fisheries of the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为题发表在保护生物学领域权威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共同第一作者为我院硕士生李家雪和博士后何芷蔚，通讯作者为陈珉教授，共同作者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聂大义。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26.111926
文案：李家雪、何芷蔚、陈珉
审核：陈珉、陈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