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被认为是驱动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目前对历史城市规划建设的遗留效应如何塑造当下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仍然有限。由于城市环境变化对物种的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延迟，从而可能造成灭绝债务与定殖信用的生态后果。鉴于历史遗留效应对城市规划与管理带来的未知风险与机遇，系统评估其生态后果对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价值。
围绕这一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车越教授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云才教授团队开展跨学科合作，全面量化了中国近31年城市化历程对鸟类的长期遗留效应，为城市前瞻性保护规划与可持续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研究揭示了不均衡城市化所广泛遗留的分类学、功能与系统发育多样性的灭绝债务与定殖信用。这意味着随着物种与城市环境关系走向稳态，生物多样性将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延迟损失与增加。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在驱动鸟类分布的城市环境因子中，历史的植被与社会经济因素能够长期塑造鸟类的空间分布格局。通过多模型验证，研究发现物种间存在着对城市环境因素的特异性滞后响应，并与物种的生活史特征有关。
图1研究问题的逻辑框架
这项研究强调了长期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存在的深远影响。当物种丧失延迟时，采取有效的保护与修复措施能够扭转该风险。研究所构建的方法路径为生物友好型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了重要见解，也为制定具有预见性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方案提供了新思路。
图2物种丰富度（a和b）、功能多样性（c和d）及系统发育多样性（e和f）在全国范围内的灭绝债务与定殖信用分布
相关研究成果以“Multidecadal legacy of uneven urbanization on divergent prospects for bird biodiversity”为题2026年2月20日发表于《自然·城市》（Nature Cities）。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车越教授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云才教授为本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4284-025-00381-0
来源：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
